1936年6月，为了打通与南满地区的联系，并向南满和一军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共代表团改组东北党组织的决定，原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魏拯民率部从抚松出发，冲破日伪军重重封锁，几经转战与杨靖宇率领的一军会师于金川县河里地区惠家沟。7月7日，中共南满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亦称“河里会议”)，魏拯民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代表团有关指示。会后，杨靖宇和魏拯民在金川沟召开了中共南满代表及抗联一军、二军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了全国抗战新形势及东北党组织在游击战争中的任务。根据形势和斗争的需要以及东、南满地区党的力量及军队实际情况，决定将抗联一军和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杨靖宇任总司令，王德泰任副总司令，魏拯民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军下辖一军、二军，计六个师，基本队伍达到6000余人。第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第二军军长王德泰，政委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后为全光)。为了便于指挥，将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为一个省委，称“东南满省委”，后称“南满省委”。省委书记由魏拯民担任，杨靖宇、宋铁岩等12人任省委委员。会议还确定了抗联第一路军新的游击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一路军再派部队冲出长白山区向辽南、辽西发展，与红军东征部队打通联系，以便在更加广大的区域发动群众，开展反日游击战争。
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率军部来到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召集一师、三师领导干部开会，决定由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具体部署是选择冬季辽河封冻之时，用骑兵部队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乘敌不备越过辽河、挺进热河，完成西征的最终使命。会后，三师仅用半个月时间就配备了马匹、武器，组建起一支400余人的精干骑兵队。11月下旬，三师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率领下，从兴京境内出发挥师西进。不久，日伪当局得知抗联这一行动，误以为是杨靖宇军长亲自带队(日伪军把杨俊恒当成了杨靖宇)，调动大批日伪军围追堵截。西征部队在经过兴京、清原、铁岭等县境，穿越中长铁路时，多次与日伪军发生小规模战斗。12月下旬，三师奋力冲破日伪军的封锁拦截，抵达铁岭县石佛寺和法库县三面船(今沈阳市新城子区三面船)一带的辽河东岸。不料这年冬季时至岁末仍风雨交加，辽河尚未封冻，各渡口均有日伪军重兵把守，三师骑兵一时无法筹集到渡船。在这紧急关头，师部决定夺取船只强渡辽河。全师集中优势武器和兵力，选择日伪军的薄弱环节准备渡河。但因这段河域两岸皆为平原，不便隐蔽，三师行动很快被对岸日伪军发觉阻击。同时，尾随的日伪军蜂拥而至，三师在辽河东岸腹背受敌，血战一昼夜，队伍只有100多人突出包围，其余壮烈牺牲。年底，当三师西征部队返回清原游击区时仅剩70余人，抗联一军第二次西征再次受挫。
抗联一军两次西征是东北抗日战争史上的壮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它反映了东北抗日联军渴望得到党中央直接领导和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系的迫切愿望，体现了抗联主动进攻，扩大游击区域，实施外线作战，防御中寻求进攻的战略思想。在西征过程中，抗联一军不怕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冲破日伪军的重重封锁，经受了严酷的生存考验，打击了围追堵截的日伪军，取得了摩天岭大捷等局部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抗联勇士宁死不屈挺身跳崖的英雄壮举。
两次西征充分彰显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抗联的政治影响，极大地鼓舞了辽南、辽西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两次西征也一定程度转移了敌人的注意力，减轻了老游击区的压力，牵制了日伪军的兵力，打破了日伪当局的“围剿”部署，对南满抗日游击战乃至全东北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1936年11月上旬，杨靖宇率抗联一军军部在桓仁县外三堡(今属本溪县)红土甸子红通沟召集一师、三师领导干部会议。决定由三师进行第二次西征，选择辽河土封冻之时，用骑兵部队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越过辽河，挺进热河，与关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接上关系。11月下旬，三师西征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参谋长杨俊恒、政治部主任柳万熙的率领下，从外三堡出发，挥师西进。不久，日伪当局调动大批军队围追堵截，三师冲破日伪军的封锁拦截，抵达铁岭县石佛寺和法库县三面船(今沈阳市新城子区三面船)一带的辽河东岸。由于辽河没有封冻，抗联与尾随的日伪军血战一昼夜，400多人的队伍只有100多人突出包围。年底，三师西征部队返回清原游击区时仅剩下70余人，抗联一军第二次西征再次受挫。
1984年10月1日，中共本溪县委党史办公室和东营坊乡政府联合筹建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二次西征会议遗址标志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