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秀珍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大地震。在一片动乱之中，留日爱国学生、华工领袖王希天惨遭杀害。
王希天，又名王熙敬，一八九六年九月十一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金钱堡屯。王家祖籍山东蓬莱，后移居辽宁金州。一八四七年，全家迁居到吉林长春，开设了一处皮铺。到王希天懂事时，王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家庭的影响和熏陶，陶冶了王希天幼年的气质，他养成了耿直、纯朴、文雅的性格。七岁时，他就能跟着父亲诵书写字，十二岁时入学读书。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成绩优异，不到一年就升入长春第一高等小学。一九一一年，王希天在吉林省城第一中学肄业后，于一九一四年转入奉天(今沈阳)铁路专门学校读书。王希天的青年时代，正是东北人民外受帝国主义铁蹄蹂躏，内受封建军阀残酷压迫时期。面对国家的现状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激起了他强烈的救国愿望。他决心通过研究外国的政治、经济、文艺和科学，来拯救中国。一九一五年，王希天毅然离开祖国，告别亲人，东渡日本留学。
王希天抵日后，入帝国大学采矿冶金预备科学习。一九一七年七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迫袁世凯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逼迫段祺瑞政府签订卖国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王希天和留日爱国学生目睹这强权霸道的现实，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在一高化学讲堂集会，王希天手持报纸大声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诸君不见报纸所载中日军事密约乎?我们当速起共谋抵制之方!”随后，王希天与一高同学龚德伯、王大德、施大雄，以及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老同学王朴山和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周恩来等人，联合留日学生，组织起“留日学生救国团”。他们在东京的神田区源顺馆召开了代表会议，并在中华青年会召开了抗议日本乐板警察局长反华罪行的声讨会。日本反动当局获悉这个消息，派警察百余人包围了会场，无理绑架拘留了王希天和与会代表。日本反动当局的暴行，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公愤。他们纷纷罢课示威，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怒潮。在强大的压力下，日本当局不得不释放了王希天等人。
一九一八年初，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声势很大的“爱国拒约”运动。王希天随同请愿团回国，陆续在京、津各校宣传讲演。五月二十一日，北大、高师、高工、法高等校二千多学生，赴总统府请愿。王希天、李达、许德珩等八名学生被推选为请愿代表，去见大总统冯国璋，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规模比较大的反帝爱国斗争。它从京、津、沪影响到全国，震惊了中国军阀政府。他们唯恐事态闹大，便施行镇压。为抗议军阀政府的罪行，王希天同北京的学生组成了“留日学生救国团支部”，他们在天津会见了马骏、邓颖超、郭隆真等人，拟组织“中华全国学生爱国会”。为抵制日货，王希天、马骏、许德珩等人亲自到车站卖国货。后来，又与上海等地的救国团体相互联系，使这次学生的“爱国拒约”运动持续半年之久，为以后掀起的“五四”爱国运动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王希天返回日本。在他归国期间，亲眼目睹军阀政府的腐败，深为国家命运担忧，感到“外交万无胜利之望”。为唤起人民的觉醒，他决定弃工从文。一九一九年，他于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科毕业后，转入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在名古屋学习期间，他除读书外，还经常与日本进步学者及当地农民来往，广交朋友。这引起了日本有关当局的注意。为避开监视，他经常搬迁住处。王希天本来就患有胃病，艰苦、动荡的学习生活，使他的胃病日趋严重，不久又染上了肺病。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长岗养病。这时，王希天注意了解社会情况，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旅日华工。
欧战以来，旅日华工逐年增多，已达六七千人。他们大部分是为谋生，相继从浙江、山东、温州等地来日行商的。初赴日本时，他们到日本的长崎、门司、神户、大阪、名古屋、东京、北海道等地，主要经销从国内带来的石货、雨伞、翡翠、扇子等物品。由于本小利微，难以维持生活，又无钱回国，一些人只好流落到东京等地的工厂做苦工。所得报酬极微，还常遭到资本家和工头的刁难、辱骂，甚至毒打。留日学生归国请愿团开展拒约运动以后，日本反动当局对华工的迫害变本加厉，他们的生命财产毫无保证。
面对现实，王希天心情很不平静。他邀集好友王朴山、孙绍唐等留日学生共同商量，拟办一个“共济会”，来帮助华工解决困难。一九二二年六月，在箱根召开的中华留日青年会学生领袖会议上，王希天与王兆澄正式提出:“以后对华工加以特别注意”，“设法防止华工的困难，并谋其福利”。九月五日，王希天亲自邀请留日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的代表，到华工居住的最密集的地方——申川上大岛町进行视察。代表们亲眼看到除了浙江、温州以外，还有吉林、上海、安徽、北京和山西等地的华工，他们多数没有房子，住在露天或下水道内。华工们面容枯瘦，衣食不堪，卫生和生活条件极差，生病者甚多。大家都深深感到，有组织华工团体的必要，以改善现状。为了避免日本当局的刁难，王希天提出，兴办华工救济事业必须与日本宗教团体一起来办，否则很难实现。于是，他亲自出面，还得到日本律师伊滕的帮助，九月二十一日在日本大岛町正式成立合法团体——留日中华劳动同胞共济会。大会选出二十人为委员，王希天当选为委员长。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他又辞去了中华留日青年会德育干事等职务，专心从事华工救济事业。
共济会成立以后，王希天陆续拟定了《不正行为罚则》和《合宿所规约》等制度，还制定了共济会方针、会务、外交等项规则，并逐步把共济会组织发展到名古屋、大阪等地，努力为华工办一些好事。漂流在异国的华工，长期在污垢中生活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而死亡的事情屡屡发生。王希天委托友人孙绍唐(即后来吉林希天医院院长孙宗尧)担任华工诊视事务，创立共济会治疗部和药局，对华工患病原因进行了调查分析，并采取了必要的治疗措施。大多数华工自幼失去受教育的机会，有文化的人甚少。王希天决定建立共济会教育部，请王朴山等二十余名男女留日学生在大岛町办起一所补习学校，向华工灌输普通的文化知识。通过学习，多数华工文化水平获得不同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共济会又设立慰问部，由八名留日学生主持工作，他们轮流到各地慰问华工，华工们颇为感动。
为了确保共济会的活动经费，王希天亲自到神户、横滨、大阪募捐。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五月，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募捐现洋一千九百六十五元。而他每月的百元薪金，只领取三十元，维持最低标准的生活。他终年一身半旧衣衫，经常粗茶淡饭。有时工作太忙，顾不上吃饭，就以冷水、面包充饥，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在共济会的工作上。他常说;“并非我吝啬，亦非无钱可使，实因有许多同胞衣食尚且不给，我等生活独丰，于理既为不合，于心亦何忍哉!”日本宗教家山室军平是王希天的朋友，看到王希天的生活如此艰苦，便随信寄钱给他。王希天接信后百感交集，郑重地写上“友情”二字，原封不动地珍藏起来。
王希天专心为华工谋利益，经常同资本家、工头进行斗争。华工被殴打，他为之鸣不平;薪金被克扣，他千方百计帮助追回;华工被解雇，他设法为之复工。因此，王希天成为日本当局的“眼中钉”，对他恨之入骨，诬他为“排日巨魁”，伺机进行报复。
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时五十五分，一场罕见的大地震在日本东京、横滨一带发生。霎时间，各种建筑倒塌，灰、沙、烟、火弥漫整个城市。就在这混乱之中，日本反动当局开始屠杀革命志士和旅日华工，白色恐怖笼罩了东京。寄宿在青年会事务所神田中国青年会宿舍的王希天，震中幸存。他不顾个人安危，急切找到友人王朴山、孙绍唐等人，并联合公使馆、留日学生总会、教会、青年会等团体，组织了“对日震灾救济会”，以帮助遭受震灾的华工。这时，有一个华工冒着生命危险跑来告诉 王希天:九月三日午后三时，日本自警团、青年团，在该处残杀华工一百七十四人。王希天闻讯心急如焚。尽管当时秩序混乱，交通中断，他还是于九月九日晨八时，骑车前往京郊大岛町慰问 华工。
王希天走后，彻夜未归，共济会及留学生各团体的友人都十分着急。十日，得到消息:九月九日下午，王希天被日本宪兵逮捕，押往宪兵司令部。当时他手中有现洋十一元，要打电报给中国，但宪兵不许。十一日晨，日本警察决定将王希天连同一起抓来的十五人押送千叶。王希天闻此消息，立即向警方提出:“我要办工人的事，不能去!”警察只好把王希天留下，其余的人全部押送千叶去了。十二日凌晨三时，两个身穿黄色制服手持步枪的宪兵，将捆绑的王希天带出警察署。在押往军营的途中，他们用刺刀将王希天挑死，然后扔进了火堆。英勇的华工领袖王希天，为华工救济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时，年仅二十七岁。
王希天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在国内外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界人士纷纷起来抗议日本反动当局残害我侨胞的罪行。在王希天的家乡吉林，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四日召开了数千人的追悼大会。王希天殉难周年时，在吉林教育界知名人士刘凤竹和王朴山的积极筹备下，又在吉林市为这位胸怀祖国、血洒异邦的爱国烈士召开了纪念会。会议由早期活动在吉林的共产党员、毓文中学教师马骏主持，有二千多人参加。人们哀悼希天，声讨日帝罪行。会后宣布建立希天医院，以为纪念。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总理多次派人寻找王希天的遗眷。当得知终于在吉林省长春找到了王希天之子时，周总理非常高兴。一九六二年六月，周总理同邓颖超来吉林省视察工作，在百忙中亲自接见了王希天等人的家属，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周总理还说:你们的父亲都是有抱负的爱国知识分子，根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我相信，他们若不过早地离开人世，也会找到马列主义，也会是我们党的同志。这一番语重心长的话语，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了解和信任。
王希天的名字和他为华工事业献身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为后世所传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