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海
一
胡乃超，原名李树馨，又名李铁英，吉林省德惠县人。1912年出生于郭家镇历家村一个拥田百顷的富有家庭。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后入小学读书，1926年小学毕业后考入长春自强中学。他虽然年少，充满稚气，却显得正直豪爽、机智勇敢。他学习成绩优良，身体强健，爱好运动，是学校蓝球队的主力队员。由于他性格开朗，志趣广泛，并肯帮助别人，所以同学们都很喜欢他。他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世界风云变幻，国内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加剧的年代。国家多灾多难的惨状，激发了胡乃超的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为了探索救国之路，他常和一些进步同学如郭峰、陆平等讨论国家大事，研究社会问题，阅读进步书刊。在校内进步教师和同学组织“春雨社”、“乐学读书会”的启发下，阅读了鲁迅主编的《萌芽》、《奔流》，“创造社”主编的《拓荒者》等进步刊物。这些为他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29年，他考入吉林省立一师范。当时该校集中了一批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教师，在省内颇有名气。这些教师不仅教学内容新颖，且热心培养学生忧国忧民，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使胡乃超在学业和思想各方面均有很大提高。他门门功课优秀，尤其酷爱写作，常常利用作文针砭时弊，抒发爱国主义思想。任课教师每每审阅其文章，常常给以很高的评价，称他是“少年英才，将来必成国家之栋梁”。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有一次，省立二师的学生抓住几个大土豪游街示众，胡乃超勇敢地走在了队伍的最前头，高举拳头、领呼口号:“打倒土豪劣坤!”“打倒贪官污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肆入侵中国，东北大好河山沦入敌手。面对强敌压境，国民党反动派奉行不抵抗政策，三千万同胞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胡乃超对此痛心疾首。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吉林大地抗日烽火四起，他和许多爱国青少年一道走上了抗日救国之路。
1933年2月，经陆平介绍胡乃超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3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纪念“红五月”，吉林特支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决定在“红五月”期间，组织师生秘密开展一次规模较大的宣传活动。并且制定了统一的宣传口号。5月6 日(周六)夜晚统一行动，在市区散布已印好用64开3色油光纸油印的传单，约定次日早8时到李维民家(党的秘密机关据点)碰头，汇报行动结果。当时撒传单是两个人一组，胡乃超和陆平编为一组，负责西区，把传单撒在黄旗屯火车站，铁路车辆修理车间里，一切都很顺利。在东关负责的是金景(省立一中学生，吉林团特支书记)、郭连郊(郭峰)。因为他们这个小组行动迟了一些，在东莱门外(现在的市交际处宾馆门前)撒传单时被警察发现，金景、郭连郊当场被捕，被押送日本宪兵队。十几个小时后，金景叛变了，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党团组织情况。7日，日伪警察包围了省立一中、女师，大肆搜捕。此时，市党特支负责同志已转移，团特支失掉了党的联系。在这非常严峻的时刻，胡乃超同陆平决定最紧要的是为了对付日伪的搜捕，保护团员。由胡乃超负责组织团员清理信件、书籍，使敌人未得到任何证据。金景除知道一师陆平是团员外，其他人员一概不知道，8日一早陆平便离开了一师。胡乃超毅然承担起接上组织关系，保护一师团的组织这一艰巨的任务。几十年后，一师的校友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都深情地说:在那样的危急的关头，树馨同志是那么坚定，沉着，那么不惧艰险，勇敢承担起艰难的任务。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多么坚定的革命意志啊!。一师的十几名团员，经受住了5月组织的大破坏，证明了胡乃超有很好的组织才能和高度的责任心和扎实的工作作风。
1933年10月，胡乃超、于克、郭峰(后被营救出狱)3人奔赴北平。由于背井离乡，一时又和组组联系不上，处境十分困难。为了寻找革命之路，在吉林师友的帮助下，他们进入了国民党为收容东北流亡学生办的行知中学。不到3个月，因参加反对校当局颁发救济证不公的斗争，被校当局以未交伙食费为借口，于旧历除夕把他们3人赶出学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由吉林同乡的帮助住进旅店。1934年3月，他们3人又同时进入北平东北中山中学就读。胡乃超遂改名李铁英。入学后，他们仍未停止革命活动。不久即与北平共产党组织取得联系，经孙志远介绍参加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此期间东北学生的爱国运动大都由其参与领导，胡乃超的名字在学生和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通过组织读书活动，传播革命书刊，参加宣讲等形式广交朋友，宣传爱国革命的道理。由于这个学校是国民党为收容救济东北流亡学生联办的，校内设有“历行团”等反动组织，监视学生的言行。因而他们的革命活动受到了限制。在一次秘密阅读传播《红军捷报》时，胡乃超、郭峰被校内的“历行团”查出，因事先早有准备，没有被抓住真凭实据。但以训育主任曹重三为首的校内反动势力，却力主开除他们的学籍，后来在吉林师友的周旋下校方给了他们“当众警告，以观后效”的处分。
1935年，日寇侵华魔爪已伸向华北。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胡乃超积极投身到这次学生爱国运动中，并作为学生运动的重要成员，发动同学带头参加了“一二·一六”扩大的游行队伍。为了壮大抗日声威，在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的领导下，中山中学的李德迈、李文翰带头联络钱作新、方质愚、胡乃超等酝酿成立学生会，以便参加北平学联。12月13日晚，他们在校园东南角一小屋开会讨论成立学生会县体事宜时，被校方发现会没有开成。于是，校长李锡恩便找到学生代表大谈“读书救国”、“不要被共产党利用”等消极反动论调，阻挠成立学生会。当时李锡恩曾问过学生代表:“成立学生会干什么?”学生回答说要“抗日!”李锡恩说:“抗日我是同意的，但不要被共产党利用，有几个人不能参加学生会，象方质愚、李铁英(胡乃超)等是共产党员，不要被他们所利用……”。可是教务主任傅仲霖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什么这个党、那个党、抗日就是好的，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有什么不好!”后来，在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冲破了阻力，终于在“一二·一六”之前成立了学生会。胡乃超、郭峰、于树文等30名学生，作为主要成员参加了学生会。12月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之时，中山中学在北京学联的统一组织下，郭峰、胡乃超等带领全校同学参加“一二·一六”游行示威。1千多名师生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拦，高举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校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高唱救亡歌曲，浩浩荡荡行进在北平街头。
国民党对这次学生爱国运动，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调动大批军警对学生进行疯狂镇压，他们用棍棒枪托，高压水龙头向手无寸铁的学生袭来，当队伍行至天桥向前门进发时，驻北平保安队二十九军士兵竟悍然鸣枪将学生队伍冲散。胡乃超率领赤手空拳的学生与敌人展开了英勇的博斗，但终因寡不敌众，有400多名学生被打伤，他和十几名学生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频施酷刑，胡乃超一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一个反动军官以和他同是德惠老乡的名义劝他，说只要你宣布跟共产党脱离关系，供出地下党员，便可保释出狱。胡乃超斩钉戴铁地回答:“我不是共产党员!即便是共产党，我也决不会出卖自己的同志和信仰。”弄得那个反动军官十分尴尬，只得悻悻而去。东北地下党曾多方面活动营救未果。后来，东北军著名将领张学良获悉此事，将胡乃超保释出狱。胡乃超出狱后，他的父亲接二连三给他来信，斥责他“专于匪事，大逆不道”。胡乃超义正辞严地回书父亲:“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我一热血男儿，岂能只贪图荣华富贵，苟且人生?人各有志，父亲不必强求!”父亲看儿子毫无追悔之意，一气之下声言断绝父子关系，并停止对胡乃超一切生活费用的供给。胡乃超并未屈服于父亲的压力，他咬咬牙，仅靠救济总会之微薄资助，继续在学校读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父亲见高压手段未能奏效，又托人借为胡乃超提亲完婚为名，试图拴住他的心。胡乃超断然谢绝道:“倭寇未驱，儿将终身不娶!”
学运之后，胡乃超参加了南下宣传团到石家庄、正定、保定一带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名存实亡。为了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胡乃超根据党的指示转入西安学生队当学员。不久，共产党组织又派他到吕正操任团长的东北军五十三军六 四七团当战士，改名胡乃超，秘密进行党的活动。从此他投笔从戎，开始了戎马生涯。
二
由一个生活在优裕条件下的学生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军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整日的军训使胡乃超的手脚都起了血泡，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吃不消了，曾暗示他一起逃跑，但他毫不动摇，硬是凭着一颗忠诚于党、抗日救国的心和超人的毅力坚持下来，半年后，吕正操团长拍着他的肩膀称赞说:“乃超，你现在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了。”
1937年6月1日，五十三军缩编，吕正操带六 四七团一个营与五六 四团合编六九一团，胡乃超任六九一团三营排长。至芦沟桥事变前夕，经过胡乃超等大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发展了三营七、八、九连班长以上的大部分干部及其它营的一部分干部加入中国共产党。团长吕正操曾戏谑地说:“就连我也被乃超赤化了!”自此，共产党员完全掌握了六九一团，为该团从一个旧军队转变成人民革命力量创造了必要条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六九一团在吕正操团长率领下，南下河北省永清地区抗击日军。胡乃超所在三营奉命驻扎永定河边的孟格庄。8月的永定河畔，乌云蔽日，暴雨连天，河水猛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要想守住阵地十分困难。8月11日拂晓，敌人有两个炮兵旅团的兵力向孟格庄发起进攻。炮弹象雨点一样落在三营的阵地上，胡乃超和战友们英勇反击，激战到傍晚，共打退敌人4次进攻。整整一天的恶战，许多人牺牲了，剩下的人一天水米没沾牙，又在泥水中浸泡了一天，个个累得几乎不能动弹。浑身沾满泥泞和鲜血的胡乃超咬着牙坚持在阵地上来往鼓动宣传。在他的影响下，战士们发誓，一定要与阵地共存亡。第二天中午，敌人陆空军联合向三营阵地发动猛烈进攻，战士们以顽强的毅力连续与日军血战了7昼夜，直至奉命转移。
永定河战斗结束后，吕正操率领六九一团躲过日军的围追和南逃国民党军的堵截，于1938年9月7 日进入梅花小镇。在这里，将猖狂的日军南进第二军团土肥原贤二部队歼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壮大了抗日声威。之后，六九一团奉命掩护全军南撤。此时，中共中央北方局指示吕正操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当机立断脱离东北军，坚决回师敌后抗日。吕正操在四德村召集紧急会议，向团内党员骨干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接着便在晋县小樵镇召开抗日誓师大会，公开宣布脱离五十三军，改编为人民自卫军。自此，这支队伍完成了革命性转变，与我党的地方组织和武装联合起来，开始了敌后独立自主的平原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创建冀中抗日根据地新阶段。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人民自卫军同河北游击队相互配合，一举攻克高阳城，军威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5000多人。为鼓舞士气，壮我军威，胡乃超还创作了《人民自卫军军歌》歌词是:
神圣的自卫战争，
是民族最后生路。
大家向前!
倭奴是强权夺我东北，
更无厌蹈进长城关，
寇已深，国将亡，家已破，
我们要起来，
誓收复旧河山!
遵守党的铁纪律，
团结成救亡血战线，
统一意志，冲破一切艰难。
为争生存而战!
为复失土而战!
勇敢!前进!到东北去!
这是人民自卫军。
(原载《冀中回忆录》)
1938年4月，中共冀中区党委正式成立后，将冀中部队整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军区下设4个军分区，胡乃超担任第一军分区特务团团长。翌年秋，第一军分区进行整编，胡乃超任二十一团团长。1940年1月，八路军发起讨伐朱怀冰部和石友三叛军的作战。冀中一分区所属部队参加了冀中、冀南两军区组成的讨逆大军的序列。司令叫赵承金，政治委员谭冠三，故称赵谭支队。讨逆战役胜利结束后，赵谭支队留在冀鲁豫坚持抗日反顽斗争，改称南进支队，建制仍归属冀中军区。
三
冀鲁豫边区地处津浦、平汉、陇海铁路三大动脉之间，扼守华中、华北、山东之交通枢纽，乃日伪顽与我角逐争夺之战略要地。南进支队参加冀鲁豫边区的抗日反顽斗争，对该区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40年12月，为了保卫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回击北犯根据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南进支队强攻古云集，消灭顽军暂编第一师。古云集是濮县北的一个大村镇，高堡深筑重兵设防，要想拔掉这颗钉子十分不易。支队首长研究决定，由胡乃超指挥的二十一团担任主攻，二十四团负责打援，于12月8日晚发起攻击。由于守敌兵力雄厚，工事坚固，火力密集，前3天的彻夜强攻都未成功。为了全面总结经验，胡乃超和政委曾凡巩召开了班以上干部调查会，广泛征求前线指战员的意见，调整了作战方案。
会后，胡乃超还在党内外进行了反复深入的政治动员，广大指战员士气大振，斗志昂扬。第四天黄昏，总攻开始，步兵在重炮的掩护下，发动了猛攻。经过激烈战斗，九连首先打开了城墙突破口，十连、十一连也随后冲入扩大战果，守敌死伤惨重，但终因敌众我寡，九、十连的阵地又被顽敌夺回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危险关头，胡乃超率领的一营、二营疾速驰援，迂回到顽军侧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守敌象炸了窝的蚂蚱一样乱成一团，相互践踏，争相逃命。这时二十四团也冲进了寨墙，共同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一仗击伤国民党暂编第一师师长孟昭进，歼灭2000余人，缴获大量物资和枪支弹药。这次战斗的激烈程度是南进支队开战以来前所未有的，而胡乃超指挥的二十一团为战斗的胜利建了首功。
1941年，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扫荡”，大搞“治安强化运动”，沿公路修筑碉堡、架设电话线。敌人企图利用军事装备上的优势，妄图分割“蚕食”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1941年四、五月间，胡乃超率南支二十一团二营及营部重机排400余人，在清丰县委及其部分区党政领导的密切配合下，组成了1500余人的破击大军，对清丰城北至高堡间的清北公路进行了一次成功的破击战。
胡乃超在摸清敌情，观察了地形之后做了周密部署:地方武装和主力部队一部，负责对公路沿线的伪军炮楼实施封锁包围;主力部队大部埋伏在清丰城北一带，准备伏击增援之敌，以保障破击大军的安全。战斗于凌晨1时开始，有的破路，有的填封锁沟，有的锯电线杆，有的掘路面，10公里长的清南公路面上被挖满了沟沟壑壑。
至3时，清丰县城北门响起一阵炮声，接着传来了日军汽车缓慢行驶的声音。因日军担心遭到八路军伏击，汽车走走停停。后来见公路沿线一片寂静，才放大了胆，加快了速度。埋伏在公路两侧玉米、谷子地里的战士紧握打开盖的手榴弹，静等着日军的汽车进入伏击圈。只听胡乃超一声令下，重机枪吐出火舌，上百颗手榴弹飞向敌人汽车，炸得日军“哇哇”乱叫，未被炸死的日军慌忙跳车向西南逃命。
这次破击战，使日、伪军在清南公路上苦心经营的封锁沟、公路电话网一夜之间破坏殆尽。接着，胡乃超带领二十一团接连在清南公路沿线拔据点、烧炮楼。几个漂亮仗大大鼓舞了清南路沿线抗日军民的抗日情绪，坚定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也是边区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部队根据中央精兵简政的指示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十六团，下辖五个连由胡乃超任团长。濮阳南八公桥驿有孙良诚公开投降了敌人的二十六路军3千余人，常外出抢粮、砍树、抓兵，加之老百姓连遭虫灾、旱灾，已濒临绝境。为救民于水火，我军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为摸清敌人的情况，胡乃超亲自率领二、五连在化庄打一次伏击战。化庄位于八公桥正东3华里，有一条道沟从村西50米处，直通八公桥东门寨墙吊桥下，地势开阔。村北是一片低坑，没水，柳树已发幼芽。这里有一条东西街，路南住有百余户人家，门前是打粮的场院，相距低坑不远。3月3日夜，部队突然来到化庄。胡团长的指挥部和二连埋伏在村西端老乡家中，五连埋伏于村东。天亮前一切战斗准备就绪。太阳刚露头时，只见吊桥放下，出来五、六个敌人走过吊桥，朝着化庄方向约走百米左右停下。其中一个大个子在道沟高处张望，五、六分钟后从腰中取出一红一绿两面方旗，叉腰站了一会，然后用绿旗向化庄方向摇了三下，随后从围子里冲出来两个连的敌人。当敌人快要接近村子时，只听胡团长大喊一声:“打”!顿时枪炮齐响，战士们从房子里冲杀出来，可是一部分敌人已退到化庄村子里去了，胡乃超当即命二连返回截击敌人，缴获正在向我阵地射击的机枪，抓了5个俘虏，其中那个持红绿旗的高个子，是个上尉连长。这次伏击战歼敌120余人，缴获轻机枪2挺，步枪80支，为消灭大股敌人扫除了障碍。在战场上，胡乃超身体力行，坚持不懈地运用毛泽东的敌后游击战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战斗实践，使他无论是战略战术，政治修养等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成为一名成绩卓著的优秀指挥员。他常对战士们讲:“对鬼子避其锋芒，造成假象，选择有利时机、有利地形而决战，以最低代价，换取最大胜利。对顽军，又团结，又斗争，一打一拉。他搞磨擦，就坚决打击;对伪军，要分化瓦解，若尚有爱国心的人，要教育挽救;若一意孤行，甘当民族败类，要坚决打击。”有一次，日军向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一八一师逼降。十六团不记旧恶，主动向日军背后猛攻，为该师解危。事后，一八一师师长大为感动，立即给胡乃超写信致谢，表示以后一定摒弃前嫌，一致对敌。又一次，十六团打掉清丰县刘寨日军的一个炮楼，日军12人中死亡7人，伤5人。胡乃超为了执行分化瓦解敌军的政策，特地命令将日军尸体整理好，并以他的名义向清丰敌军中队长写了封信，一并送到清丰城内日军司令部。为了表示尊重日本风俗，对死者头上帽内的小铜佛和私人所有物品都丝毫未动地原物送还。对此，城内日军既害怕又感激，也写了感谢信。从此这帮日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敢再轻举妄动。
四
1942年12月，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成立，南进支队改为军分区武装。翌年3月，伪二方面军秉承日军旨意，占据东明和濮阳花庄一带，胡乃超奉命前去进剿。他先于小濮州巧设埋伏，粉碎了该部孙良诚东犯之企图，继而又对朝城吉祥寺进行夜袭，摧毁了文大可的碉堡阵地。8月中旬，随着直南豫北一大部分国民党军队先后投敌，全堤以南形势日渐危机，胡乃超奉命率部西移，挺进滑县、卫南(新设县)地区进行抗日。此时，胡乃超已晋升为冀鲁豫军区第四军分区参谋长。
1943年5月，原国民党第二战区豫北指挥官杜淑投降，被日军编为伪六军。7月2日，杜淑亲率7个旅约8000余人及汲县、滑县伪独立第一旅、第二旅之一部向卫南等地大举进犯，并妄图窥视我鲁西南地区，配合顽敌李仙洲部对冀鲁豫解放区形成夹击之势。鉴于此种情况，冀鲁豫军区首长决定，集中第四军分区全部兵力，乘敌立足未稳，发动卫南战役，胡乃超与四分区、军区首长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决定，抓住敌人弱点，采取掏心战术，奇袭伪六军副军长兼四十六师师长李旭东第一旅驻扎地袁庄。战斗由十六团担任主攻，二十一团担任助攻，新四路、骑兵团、卫河支队等打援。8月18日夜11时，十六团在团长常仲连的带领下，准时向敌人发动进攻。激战中，常仲连团长多处负伤，胡乃超毅然请命由他亲自指挥十六团。团政委张秀川担心胡乃超出现意外影响整个作战大局，恳求他一起撤下去，胡乃超坚持不下火线。天刚蒙蒙亮，杜淑纠集大范庄的敌人从东南向袁庄增援，袁庄的敌人也乘机反扑过来。胡乃超当机立断，命令骑兵团堵截大范庄之敌，自己率十六团的将士迎击反扑之敌。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4时终于宣告胜利结束。此次战役，共歼灭伪杜淑部5600余人，收复了被日伪侵占的卫南地区，粉碎了日伪夹击冀鲁豫解放区的阴谋。从此日伪不敢大举进犯该区，使该区开始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
从1940年到1943年的几年间，胡乃超指挥或参与指挥大小战役战斗20余次，战功卓著，曾几度受到军区领导的表扬。在濮南张庄、柳庄的两次设伏，粉碎了孙良诚之东犯阴谋之后，冀晋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曾写了《两个漂亮的伏击战》，刊登在《战友日刊》上，高度评价了这两次战斗的经验，盛赞了胡乃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实践证明，胡乃超是我军地方部队造诣颇高的指挥员，他不仅深受战士们的拥戴，而且令顽军们折服。胡乃超率领的二十一团曾被称为“打不垮的二十一团”。就连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日酋也曾惊叹胡乃超是“惹不起的胡司令官”。
胡乃超不仅指挥作战果敢、干练，而且在治军方略上也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那就是“严”。他特别注意司令部的建设，在作战、侦察、通信各方面都有一套较完整的设施和要求。如侦察方面，他有一套严密的侦察网:对敌人有固定侦察，临时侦察，对周围几个大一点的敌伪据点又有系统侦察。在清丰、南乐、濮阳、滑县、卫南等地，他对顽军、日军的指挥系统、人员武器、兵力部署以及变化情况都能随时准确掌握，使我军对敌情做到了如指掌，心中有数。他常说:“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胡乃超对待同志既严格而又善于团结和教育，善于体贴帮助。他批评了人，可是受批评的人从不会感到委屈，而是心悦诚服，高高兴兴地改正错误。他的意志从不强加于人，而是使人感到应当服从他正确的指导。他爱护关心同志的行为常使人终生难忘。在南清店战斗中，二十一团侦察参谋崔荣泰的右手动脉血管被打断，全身军装都是血，而他只有一套军装无法换洗。胡乃超知道后，立即派人悄悄送去自己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每当回忆起此事，崔荣泰都激动得热泪盈眶。在集体生活中，他显得特别活跃，经常参加各项军事比武和体育运动，与同志们在一起无拘无束，问长问短，打趣聊天。同志们对他尊重，爱戴是那样真诚而自然。他是很受指战员们欢迎和敬佩的首长，又是亲如手足的弟兄。
胡乃超还时时刻刻都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对违犯部队纪律，损坏群众利益的人真正做到处罚严明，铁面无私。1943年3月，他率部执行任务夜宿一个小村镇，由于一路劳累，饥饿难当，有两个战士把房东放在厨房里准备串亲戚用的白馍吃了，胡乃超发现后，立即亲自去向那位大娘赔礼道歉，并折价付钱，然后派专人调查事件的详细情况，并作了严肃处理。平时无论是谁，丢了老百姓一根筷子，打碎一个碗，他都派人前去赔偿。而老百姓不管是谁，只要有困难找到他，他都及时给以热情帮助。所以，军分区所在地的老百姓对胡乃超的部队十分拥护和爱戴。后来，胡乃超不幸牺牲时，百姓们闻听噩耗，无不痛哭失声，竟出现了千人送丧的动人场面。
五
1943年，卫南战役结束之后，四分区抗日反顽斗争形势日益好转，根据地也日臻巩固和发展。1944年夏初，整个滑县、卫南的庄稼一片金黄，丰收在望。5月，伪二十四集团军新五军孙殿英部王牌团进占滑县双村营一带，欲谋抢收小麦。第四军分区为保护群众利益，保卫麦收，巩固根据地，决定以十六团为主攻，采取速战速决之打法，歼灭突入之敌。胡乃超担任这次战斗的总指挥。5月21日夜，胡乃超调集十六团、骑兵团、新四路、卫河支队及部分地方武装民兵，向双村营之敌发起了突然袭击。战斗打响后，十六团一、四连首先从北面攻入村内，接着二、五连从村西面攻入村内。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敌人撤至村内几处高楼大院，构成集团防御，据高固守。十六团虽已完成了包围任务，但无法突破敌人之防御圈。为了迅速歼灭敌人，胡乃超亲临战场，察看情况。经过火线动员，调整组织和火力准备，于22日3时向被包围之敌发起进攻。经过房上房下的逐房争夺，三个激烈冲锋，白刃肉博战，虽又攻占了两个院落，但伤亡较大。战至拂晓，敌人仍控制着数座高房大院，死守待援。
伪新五军军长孙殿英获悉其王牌团被围告急，遂组织4个团的兵力约3000余人，由伪八师师长统一指挥，分兵三路向双村营增援。敌人在炮火掩护下，一度突破了防线，逼向双村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乃超亲自指挥十六团三连、新四路二连向敌人反击。哪里情况危急，他就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冲向哪里，两个连队象两个铁拳头，左右开弓猛烈向敌人冲杀。经过两个小时的激战，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冲锋。至8时，敌人又重整旗鼓，在炮火掩护下，发起第3次冲锋，胡乃超站在西南角一户独立家屋上用望远镜观察敌情，突然从援敌方向飞来一颗流弹，正中他的左腿，当即倒下，抬到村内进行包扎后，他坐在担架上仍然坚持指挥战斗。此时村内守敌闻讯援兵已到，疯狂向外反击，使我方处于敌内外夹攻之中。战斗一直持续到午后，毙伤伪军400余人，战士伤亡也很大。为顾全大局，胡乃超决定撤出战斗，可退路已被敌人火力全部封锁，只有一低洼存水处可走。胡乃超知道，自己的伤口过水十分危险，但他想到整个部队的安全，不顾个人的安危，毅然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过水时，战士们要背他，他坚持让战士背重伤员，自己拄着棍子趟水。不料伤口过水之后引起急性感染，由于医疗条件有限，虽经多方抢救仍未奏效而牺牲，时年32岁。
胡乃超为国捐躯后，分区全体将士无不为之挥泪痛惜，分区领导张国华等同志纷纷题词著文，赞扬他把一生献给人民，为革命英勇牺牲的高贵品质，并发誓与日伪军血战到底，把敌人赶出解放区。地委、行署为了弘扬胡乃超的革命精神，在滑县万古修建了以胡乃超陵墓为主建筑的烈士陵园，并于7月7日举行了隆重的公祭。
胡乃超烈士，短暂的一生，表现出为国为民的赤胆忠心;在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他智勇双全，战绩赫赫，他的英名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