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校园，每条校内小路的命名都富有深意——东有乐育路，西有辅仁路，北有励耘路，南有立身路。启功先生亲笔书写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更是随处可见。它们有着共同的指向：育人、树范。徜徉在这条条小路，心中有所思、有所想：育人、树范，这固然是师之责、校之责，但同时更是家之责，乃至国之责。
背着双肩包每天匆匆行走在林荫路、穿梭于课堂间的于丹，正是背负着这样的责任扮演着人之师、世之范的角色。10年之前，于丹登上《百家讲坛》，气定神闲，行云流水。10年间，在继续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之外，又在积极尝试传统文化价值传播的有效路径，于丹始终专注于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及。在她看来，文化的接续和文脉的传承，离不开家教门风所赋予的厚重内涵与生动示范。
于丹，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都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播工程研究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党总支书记、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同时也是古典文化的普及传播者。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一直主张“国学应流淌于血脉中”的于丹曾说，向君子借智慧。如今，于丹要说，让家风定坐标。于是，有了吉林日报社总编辑陈耀辉对于丹的寻访与叩问。
对话，就这样展开了。
家与人：家风带给我最美的时光
陈耀辉：家教门风是您近两年一直倡导的话题。据说因为时代的原因，您的父母在“文革”下放期间多年没有见面，您是您那一代人少有的“独生女”。在这样的背景下，您是怎么受到家风浸润，并因此受益终生的呢？
于丹：之所以研究这个课题，是因为我觉得，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家是你永远回得去的地方。当一个人从他的家走出来，他身上带着全部家庭历史的总和。这一点是真实无欺的，包括他的家庭关系、父母的为人以及家里的规矩。
对我来讲，家就是曾在大时代里为我遮风避雨的小窝。
我幼年时正值“文革”期间，父母都下放了，是姥姥把我带大的。在我上小学之前，姥姥给予我的教育相当于让我读了一个小私塾。因为外面很混乱，又没有像样的幼儿园可上，姥姥也怕我出门受欺负，我就在北京城府右街的那个四合院里，跟着我的姥姥走过整个童年。院子的对面就是中南海的高高红墙，每天都有浩浩荡荡喊着口号的人群川流不息地从我家门口走过。就在一墙之隔安安静静的小院里，姥姥教我读唐诗宋词、写毛笔字。
我最早学写字，是为了给妈妈写信。家里大人常常提起的一件事，是我4岁的时候，给我妈妈歪歪扭扭写了一封长信，叠起来装进信封，信封上写着“大皋村妈妈收”，然后就直接扔进邮筒里去了。“文革”中太多人家都支离破碎了，爸爸妈妈天各一方，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从小的不安感特别强烈。这种环境下是什么让我获得安全感？是书让我感到安全。人总要有一点亘古不变、觉得安全的东西。姥姥给予了我全部的安全感，尽管我姥姥规矩挺大。
陈耀辉：家风带有鲜明的家族特征，是一种家庭文化。我小的时候在村子里给乡亲们写春联，写的最多的就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在一个家风清正质朴、善良守信、进取宽厚的家族，每个成员都会视家风为最珍贵的瑰宝，也会终生为之自豪。姥姥对您的影响这么大，那么在姥姥恪守的家风中，您学到了什么？姥姥的家风给您的人生定下了怎样的坐标？
于丹：什么是家风，姥姥给我的感受极深。
姥爷去世时，姥姥还不到40岁。那么年轻的一个女人，拖儿带女，何其艰难！当时就有人说，张家少奶奶这么年轻，人又漂亮，一定会改嫁。姥姥本姓董，但她自己去警察局把名字改成“张君佐”，以此明志——为了这半世恩爱，一定替丈夫把孩子拉扯大。
那时候我妈妈才12岁，是老大。别人说，张先生留下这笔抚恤金，把大丫头养到十五六，就让她干活去吧，剩下的好供男孩上学。姥姥说，那么做对不起我先生，这笔抚恤金儿女都得用。在当时这简直是种妄想。姥爷原来是做电信工作的，他一过世，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姥姥写一笔漂亮的蝇头小楷，白天教人读书写字，夜里整夜做针线活，靠这些收入支撑这个家，抚恤金一分也不动。那时女孩都不念书，我妈却能上大学，特别不易！姥姥对我妈妈说：“你要上什么大学妈都供着你。”我妈说她想学医，她的想法是，“家里要是有个学医的，爸爸不应该那么早就走。”周围所有的人都觉得她疯了，医学院学习时间长，花费又贵，“一个丫头，你供她学医，她弟弟以后怎么念书？”姥姥却说，“我丫头有志气，我供得起！”我妈是原辅仁大学毕业的，为了省下每分钱，实验室的青蛙她从来不用，自己去后海捕青蛙来做实验。我妈、我姨她们穿的鞋都是自己做的，都不出去买鞋。就这么紧衣缩食，姥姥供着孩子们念书。我舅舅从北京四中毕业后上了人大，他当教授的时候才30多岁。我的妈妈、舅舅、姨妈，结婚以后都不离开我姥姥那间小院，在他们心里，妈就是天。
我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也是干部，我舅舅是人大贸易系的主任，他们在外面都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他们对姥姥有根深蒂固的礼数和忠诚。什么是门风？在姥姥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文化非常有含意的成分——知书达理、明辨是非。
当时有对小两口租我们家四合院的西厢房，他们从结婚起就住这儿，我们在一起做了十多年邻居。姥姥煮饺子有个规矩，第一盘一定是“给西屋送去”。姥姥揉面、和馅，一定要把给人家的那份儿带出来，她就是觉得吃独食儿是件很丢人的事情。我和表妹把饺子给那对小两口送过去。他们工资紧，还带着俩孩子，但他们把盘子腾出来，拿一捧花生、一把瓜子或几块水果糖、果丹皮，从来也没让我和表妹空着手回来。
每月月初交房费的时候才有意思，那位阿姨每次来我们家都会说：“大妈，我来交房租。”我姥姥就会说：“孩子，没这么着急，这个月孩子生病了，你攒两三个月再交，干嘛月月来呀？”阿姨就会说：“那哪儿行啊，这到日子了。您放心，我们家怎么过日子，我算计着呢，我不能误了您这儿。”我的印象里，十多年，俩人一直这么推来推去。小两口也吵过架，吵架了就直奔我姥姥这儿，姥姥数落他们跟数落自己儿女一样。我那时就觉得，姥姥在西厢房还有一对儿女，她怎么对我妈、我舅舅，就怎么对他们。
我特别怀念我们那个家，就像您刚才送我这本诗集的名字一样，那真是最美的时光。对门风这件事，我一直以来认为，它是你在这个沧桑时代所有的安顿，它能在贫瘠时代链接起最富裕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