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邃浩渺，千年往事如烟。
历史学家，穿越时空，拨开重重迷雾，还原出历史深处最鲜活生动的细节。将几十年殚精竭虑的学术研究成果，深入浅出地讲解给公众，促进全民族人文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位历史学家的社会情怀。
本期，吉林日报总编辑陈耀辉与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阎崇年面对面，听他谈古论今、纵横捭阖；跟随他一起进入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受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系统梳理从东北这一方土地源起的大清王朝的兴衰脉络，从康乾盛世中汲取宝贵的历史经验，从而树立文化自信，增强继续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北京朝阳区一处幽静的住宅小区，见到了闻名已久的阎崇年。推开门，出现在眼前的阎老神清气爽、精神矍铄，已经82岁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因为是史学前辈，拜访之前，想象着这应该是一位严谨而不苟言笑的学者，而接受采访的阎老却非常和蔼，异常亲切，令人顿时抛开顾虑——言谈中“四合书屋”里茶香与书香四溢，语风间回味着那鼓角铮鸣的历史风云。
中华文化绵延不断
“康熙盛世”创文明高峰
陈耀辉：我国现在非常重视和强调文化自信。从历史上看，中国在世界上屡屡处于经济、文化领先地位，多个时代都创造出独特魅力的璀璨文化，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占据重要位置。作为历史学家，您在这方面有精深的研究，能否对此进行一些解读？当代人应该如何从中国灿烂深厚的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阎崇年：说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应当不是个问题。我们生活在茫茫宇宙之中，宇，指空间范围，四面八方；宙，指时间的概念，古往今来。从时间和空间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而灿烂的。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文明历经沧桑绵延至今。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3000多年，一直延续下来。中国有编年的历史从公元前841年到现在，一直是连续不断的，每一个朝代都完全能接续起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迹，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和深刻启迪。而且，在中华5000年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都留下了丰富的古籍文献，记录着诸子百家思想、政治制度、经济和社会成就以及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成就等，浩如烟海，蔚然大观。国内保存的公藏古籍善本就达3700万册，为全世界古籍最丰富、最繁多、最系统、最完善的国家。古籍无言，勾勒着历史的脉络，闪动着文化的灵韵，其承载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献给世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从四面八方来说，中国地域广阔，经济文化形态丰富多样，如中原的农耕文明、北方的游牧文化、西部的高原文化等，都曾创造了璀璨的文明高峰。
就清朝而言，它继承了前朝几个帝国的繁华，把中华文化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首先，它奠定了今日中华版图的基础。清朝强盛时的版图，面积非常大。“康乾盛世”时的版图总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在中国历朝历代中都居于前列。而且与当时的世界各个国家相比也是最大的，比俄国（当时还没有完成大规模扩张）、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土面积都大（当时美国还没有诞生）。广阔的疆域和有效的控制力显示出当时清王朝国力的强盛。
清王朝由生活在东北地域的满族入关发展而来，所以东北经常被称为满族的“龙兴之地”。满族在当时来讲，本是边陲一个弱小民族，但它进关以后，定鼎北京，入主中原，统一华夏，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其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许多的思想家、学者专家都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在我看来，清朝的兴盛，究其原因，可以概括一个字，就是“合”。表现在五个方面，即诸王大臣协合、民族关系统合、经济多元整合、文化传承融合、社会编制聚合。民族协合方面，对待其他文化实行“一主多元”的文化政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各民族多元文化并存、整合。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满族与各少数民族关系处理得较好。中国2000年来帝制时代没有解决好的匈奴、突厥、蒙古等民族难题，在清朝得到了较好的解决，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满族比较虚心地吸纳了汉族文化，自己民族文化也得到了提升，创造出了中华文明大整合的新时期。
“合”的价值观，既是清朝强盛的内在因素，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核心精神之一，是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因素——这是清朝兴盛留给后人的历史宝鉴。
清朝后来衰落、败亡的原因，由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僵”。具体来说，强调君主权威而忽视民主，强调以农为本而忽视近代工业；文化强调继承传统文化，而忽视科学技术；强调八旗严密组织，而忽视人民根本利益。总之，就是“敬天法祖”“率祖旧章”，没有跟上世界发展大趋势，没有顺应历史潮流而不断维新，与时俱进，导致最后落伍，被淘汰出局。深刻的历史教训应当引以为戒。
以史为鉴，可以思接千载。只有了解自己的历史文化，才能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掌握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才能对自己的文化有坚定的信心，获得坚守的从容，才能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全心全意投入到时代的建设中来，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发展，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普及史学
情怀济世
陈耀辉：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在清史和满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作为一名社会文化名人，您生动的讲解备受读者欢迎，激发了广大公众对历史的兴趣，加深了全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从这一角度讲，您功莫大焉，能讲一讲您在这个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吗？
阎崇年：记得有一次在吉林市签售《康熙大帝》时有个小插曲。当时有一位女读者前来签书，我问她：“给谁签啊？”她说：“给他签！”我一怔，见这位读者指了指自己隆起的腹部，才恍然大悟——原来指的是还没出生的小宝宝。于是问：“他（她）还没出生，为什么就给他（她）签呢？”这位准妈妈说，要对孩子进行胎教！她希望孩子从小就能好好学习、读书，像书中的英雄人物那样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感受到了历史通俗读物的广泛影响，这件事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我意识到了史学普及的重要意义。
还有一件事。九州出版社副社长李勇，在他还是出版社编辑室主任时，就是个十足的“阎迷”，对于我的书，无论厚薄长短，只要发现，就全部买下。对我的《明亡清兴六十年》，他逐页研读，提出疏误，甚至包括标点符号在内，并反馈给我，这让人非常惊讶。为表示感谢，我给他寄了一本《明亡清兴六十年》彩图本。后来，李勇所在的九州出版社给我出书时，很巧，他又成为我那本书的责任编辑。这些读者的反馈和关注都成了我继续普及历史知识的动力。
今年，我刚刚出版了《阎崇年自选集》。当初出版社来联系我时，我本不想出，因为对出版社来讲，可能不会赚钱。但出版社非常坚持，说：“只要有您的名字，就肯定赔不了！”这份信任令人感动。事实也证明，这本纯粹的学术书籍不仅没有赔钱，而且销量很好。
《正说清朝十二帝》是我在央视《百家讲坛》引起大家关注、促使我走向大众的一部重要作品。目前，这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自2004年推出以来，已经印了50版，包括韩文本、香港和台湾繁体字版等各种不同版本。作为一本畅销书，出版社每年都会修订增印，几万册至十几万册不等，截至目前，已经累积达100多万册，有专家说称得上是一部经典著作了。每次印刷，这本书都要进行修改。因为看的人非常多，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建议。有一名四年级的小学生，在书缝里夹着的、几乎打不开的地方，发现了“珍妃”的“珍”，被错打成“诊”，就写信告诉我，我也送了他一本书表示感谢……《正说清朝十二帝》就这样被不断地完善着。
类似的小插曲很多，让我不断反思。许多学者，包括我在内，可能对写论文、发表专著、能否评上职称等个人收获的问题考虑得更多，而对把学到的知识和研究的成果与大家分享，则想得很少。在我从2004年走上央视《百家讲坛》后，便开始了既从事专业研究，又普及大众的任务，在这一方面有了更深的体会。
研究和普及是不一样的两项工作。普及的过程中，不断地被叩问，思考面就更宽。虽然在书斋里做学问和书本交流、开学术研讨会、和同行之间交流，但这还是只限于学术圈。做学问需要突破，需要与来自学科之外的、更广泛读者的观点相互碰撞，这样才能打通界限，思维通达，使学术变得更完善。
史法自然
观点创新
陈耀辉：您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近年对东北的历史经济文化形态进行了新的定义，提出“森林文化”一说。这一提法很有新意，对东北的历史研究和现实发展都很有启发，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阎崇年：求真求理，史法自然，是我治史的旨趣。我坚持两点：说别人没有说过的义理，用别人没有用过的史料。正是秉持这样一个治学原则，我撰写了《森林文化之千年变局》一文，也希望与方家商榷。
对东北的称谓，约定俗成的有关东文化、关外文化、长白文化和白山黑水文化等，也有从民族学、文化史学等角度，概括为牧猎文化、渔猎文化或游牧文化等。这些提法，各有道理，也各有优长，但均没有突出东北民族的森林文化生存环境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我因为研究满学、清史，多次亲身踏察长白山和东北各地，随着认识的加深，遂将东北地域文化总称概括为“森林文化”，并由此在史学领域第一次推衍出中华五种经济文化类型——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东部暨南部沿海及其他岛屿的海洋文化，而且首次在史学领域论述了森林文化的定义、特征、演变及其作用，并论述其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多年历史演进中分合、盛衰的变局，阐述了森林文化与中华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的存在与意义，学界早已取得共识；至于东北森林文化，则相对比较而言，过去史料少、踏察少、研讨少、著述少、关注也少。我提出，森林文化在中国暨东北亚空间上是客观存在的，其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范围，都影响着中华历史发展，影响着东亚历史格局，也影响着历史进程。
古代东北民族的生存环境，森林莽莽，树海无际。其早期居民，面朝河流，背靠山林，生活资源为渔猎所获。衣服，以兽皮或鱼皮缝制；食物，吃兽肉、鱼肉或野果；居住，以桦木和桦树皮为主要建筑材料。朝贡的物产，有人参、貂皮、明珠等；生产生活以采集、捕鱼和狩猎为主。总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森林民族。
在研究中，我也提出满洲文化具有“满—蒙—汉”三元特征，正因如此，才使其能应付来自蒙古草原文化和汉族农耕文化的两种挑战，兼容蒙古之犷武雄风和汉族之文化气韵。另外，还提出“三个千年”之说，中国有文字记载的3000年历史进行了三次文化大交融——第一个1000年主要是农耕文化内部的交融；第二个1000年主要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交融；第三个1000年主要是森林文化入主中原。农耕文化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高原文化大交融，开出中华文化之花，结出中华文化之果。3000年变局的实质是由变而合，由合而大，最终统合为大中华文化，生生不息，骙骙健行。三个千年变局所形成统一多民族的持久稳固的中华文化共同体，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所以，东北自古就具有森林文化优势，只是随着不断的开发和近代农耕面积的扩大，森林面积有所减少，森林文化的影响有所减弱，但仍然占据相当的比重，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并存。东北的森林文化优势突出，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当代的经济文化发展上，东北也应该充分发挥森林文化的优长。
陈耀辉：我听家里的老人们说起，以前“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场景就在生活中真的发生过，还有耳熟能详的“东北三宝”——人参、貂皮、靰鞡草等，都说明了吉林和东北居民所处的森林环境和这一地域具有优良的生态。我曾在我省的东部山区工作过，长白山周边的地区森林覆盖率都非常高。其中白山市的森林覆盖率为83.2%，很多县份都达到90%以上，就整个吉林省来说，森林覆盖率也达到了44.1%，在全国也是排名靠前的。吉林省和海南省是国家最早批准的生态省，近年来，省委、省政府对这方面工作非常重视，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我们在打生态牌，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应该深入地挖掘历史内涵，明确自己的资源优势，彰显独特的文化特色，促进经济的发展。
阎崇年：是的。您说得非常对。
初心未改
岁月不老
陈耀辉：您虽然已经82岁的高龄，但仍潜心研究、笔耕不辍，让人敬佩。听说您最近又有新的著作问世，能否把您近期的情况向关心您的广大读者透露一下？
阎崇年：我20岁步入史学领域，50岁进入清史领域攀登，60岁始于满学中开拓，70岁始于影视史学探索，80岁开始森林文化研究……人生是个不断追求、不断变化的过程。我现在已经82岁，仍有许多事要做，每一天都在做。
目前，我正在和央视“百家讲坛”合作，录制一个新节目，每天都在录。演播厅的现场是没有提示板的，完全靠记忆，所以这个录制工作强度还是不小的。
我80岁时，出了一套25册的《阎崇年集》。明年，还将出版两本新书。我计划85岁之前，每年都有新书推出。眼下正在重新修订《古都北京》，这本书图文并茂，出版社对质量要求很高，我和著名摄影师严钟义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拍到理想图片，如香山红叶的图片，就是照了几千张才选出一张满意的；有时，我们两人前一天夜里就去一个景点蹲守，就为了第二天清早能拍到太阳升起时最美的那一瞬间……
我一辈子也没什么别的爱好，就做一件事情，而且从一开始就没有变过——就是读书。即使在当年被下放的日子，也想方设法把线装书带着，冒着风险偷偷地看。后来改革开放时，许多人下海办公司，我也没受影响。我的想法是，我们的学术研究当时处于一种落后状态，好不容易有了宽松稳定的环境和时间，可以集中精力做研究，这机会太难得了。在那段时间里，我成立了满学研究所，并连续召开了5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奠定了中国满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在人生耄耋之年，我身体还很健康，能够继续工作，这可能和我的人生修养所信奉的“四合”原则有关吧！我把自己的书斋也取名为“四合书屋”，即天合、地合、人合、己合，前三个“合”都曾有人提出过，大家也理解其涵义，而“己合”却很少有人这么提。我比较喜欢看人物传，到目前为止，看了成百上千本人物传。我不断思考，逐渐得出这一人生感悟：人要和他所处的环境相融合，包括天、地、人等。而“己合”，指的是人的生理平衡、心理平衡和伦理平衡。人应该从小时起，就了解这几个方面的关系，并在一生当中不断地修养自己。
“己合”，指一个人的身心和谐，这非常重要。人生是一个不断地平衡自己，不断提高修养，活到老、学到老的一个过程。人立于世，要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和坚强的内心，不要太脆弱，经受不起一点小事的打击。要多读书，使自己变得心胸开阔，看到历史上受挫折的人多了，自己这点小挫折又算什么呢？具体来说，应注意事大气静、顺谦逆奋。同时，还要心善，修身的要义是克己从善，“止于至善”。达到了“四合”，才能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地去做事，才能做成事，做好事，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本栏图片均由吉林日报记者龚保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