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林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五届鲁迅文学院高级评论家班学员、第二十八届鲁迅文学院作家深造班学员。近年来主要从事散文、文学评论及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松漠往事》《时间的形态》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第七届老舍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首届三毛散文奖、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等。
深切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任林举文学创作一个比较稳定的审美志趣。发表于2020年的纪实文学《虎啸——野生东北虎追踪与探秘》（以下简称《虎啸》）带有其一贯的审美取向，悠缓抒情的文字、张弛有度的情节、阔达深沉的哲学思考。但这部作品的视角立意又与其以往的作品有着较大的不同，是他对生态保护重新思考之后的又一部力作。
根据任林举的介绍，早在2017年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挂牌后，他就着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从收集资料到创作完成，期间经历了12次的修改、校对，跨时两年多。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任林举的创作显然不是以数量取胜，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却都能成为读者和文坛关注的焦点。对于野生东北虎这个既是生命实体又是精神象征的独特存在，能否通过重新构建的文学叙述得到完美的展现，曾使他在坚硬的理念和柔软的文学以及国家意志和自然伦理之间徘徊。“我是怀着探险的期待走进山林的。这次探险不仅是行走的探险，也是文学的探险”。最终，一幅由自然主义思维，生物学观察视角和独特文学表现手法绘制的东北虎生存版图渐渐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任林举对自然生态的细微体察、对自然的敬畏尊重之情得以充分表现。
《虎啸》的故事发生在锡霍特山脉西麓到珲春河谷的生态保护区，全文以思考者、发问者、探险者的视角开篇，展开了对东北虎生长历史的溯源和探寻。100多年以前，广袤的长白山山脉曾“环山皆是虎”，但随着栖息地破坏、人类乱捕滥杀等原因，从20世纪开始，野生东北虎数量锐减，至1988年，调查确定的东北虎数量仅有7-9只。进入21世纪，强调“依靠绿水青山求得金山银山”，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保护东北虎的政策和法规，曾经消失的“虎迹”又频现吉林珲春等地。作品没有回避现实中的矛盾，而是通过详实的数据直指人类的贪欲和对自然的轻视才是东北虎消失的真正原因，由此展现了强烈的批判性，以及一个作家独有的生态责任感。
生态文学中的主要矛盾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由此带来的影响则成为众多作品表现的主题。在《虎啸》中，作者将这一主题放置于由多位猎人组成的故事线中，通过不同人物的个体感受，表达出同一个文学主题：不要因为我们人类拥有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就可以对以野生东北虎为代表的各种野生动植物任意妄为、恣意捕杀，因为那样，最终受损害的，必定还会是我们人类自己。在文中，猎人于贵臣成为承载作者创作理念的典型人物，这位具有三十多年打猎生涯的猎人，因生态严重破坏而一点点滑向贫困的深渊，不得不转行承包了林业局的果树，最终在政策的感召下，转变为了野生动物保护者，利用自己熟悉野生动物的优势，和偷猎者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改善生态环境，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小动物没了，老虎没了，人也就没了，最后什么都会没有的。”作者借于贵臣的语境，传递出个人独特的生态观，一切存在的命运都是互联、互动的，只有互惠互利、相互尊重、相互守望、相互祝福，才能实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
作为一名对故园乡土有着深厚感情的作家，一个对生态和谐发展始终保有信心的作家，任林举对自然生态关系的思考、情感、述说总能呈现出 “使命与责任”的文学底色。一方面，出身乡村，让他能透过文字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更亲切的思考，形成独一无二的生态创作观；另一方面，东北大地的地域品格、人文情怀，让他对土地和自然万物有着更独特的体验和生态责任感，而这些呈现在《虎啸》中，就表现为阔达的文学叙事和创造性的文学想象。
《虎啸》开篇以景起笔，“早春的最后一场雪，在通肯山和珲春河谷之间弥漫。翻滚起伏的山脊、落光了叶子的树木、银灰色的天空和洁白的大地，交织、互融，浑然一体。”写东北虎的姿态，“特别是那条长尾，虽然随身体的曲线上翘为一段弯曲的弧线，却在相对静止中保留了足够的动感，看起来果然像一条钢鞭或一节哨棒，会随时挥动起来砸向敌手。眼前的一切不由得让我发出由衷的赞叹，不知道造物主把一个生灵造得如此漂亮和完美意在如何”。以生动的文字描写生态世界和生态视角，是生态文学的关键因素。在任林举的笔下，野生动物世界的狩猎故事，不再是残暴和血色，而是充满了赞美和喜爱。
寻找人与野生东北虎之间的和睦共处，促使任林举创作了《虎啸》。作品开篇，他曾提出 “为什么要不辞辛苦地在这片荒凉的莽林中行走，我到底在追逐什么或寻找什么？我能否给自己的行动或行为找到一个合理的理由和解释？”随着探寻足迹的不断延伸，他敏锐地注意到文学虚构和真实世界之间并非是对立矛盾的，而是有着某种隐秘的联系。在《虎啸》中，生态保护基地是由不同空间和角色构成，浑江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豹子地公园、土里沟和郎建民、吴景才以及生态保护志愿者们都承担了不同的使命和责任，这些小人物小角色在大时代大环境下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促进了新的社会阶层和新的保护政策的形成，从而为小说提供了创造性的文学想象。作为全书的发问者，作者不能改变既成的自然法则和生态结构，却可以记录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2010年确立每年的7月29日为“全球老虎日”；2013年11月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公园制；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要着力建设国家公园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2016年4月，中央研究部署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建立东北虎豹国家公园；2017年，东北虎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这些生态建设的时间表不仅仅是民间和民众意愿，透过更加广阔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国家意识和国家意志的存在。由此，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从个人思考转为更高层面和更阔达的视角，并对小说开篇提出问题给予完美的解答：“探寻这森林中的王者，通过它们留在大地、山林、时光中的身影和梅花般点点足迹，竭尽全力，探寻出清晰可见或难以分辨的生命之道、自然之道、兴衰与共和的和谐之道。”
从《玉米大地》到《虎啸》，任林举的目光始终围绕着自然生态的和谐构建，在其众多的生态文学创作中，《虎啸》是一部真正立足于生态世界和生态视角阐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描绘自然的，也是反思人类的；是表达生态的，更是表现审美的。
中国吉林网 吉刻APP记者 曹淑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