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村调查》中,一份针对全国28省364个行政村的3318名大龄未婚男性(28岁以上)的问卷显示,每个村的大龄未婚男性平均达到9.03人。他们中间近80%身体健康,没有残疾,“属于被迫失婚”。
张正身材壮硕,中等个子,微卷的头发盖着宽大的额头,双眼皮,鼻梁短而坚,外貌像母亲何素梅,性格像他的父亲,开口说话总要脸红一会,平时沉默寡言,这也是他结婚困难的原因之一。在《百村调查》中,有63.2%的大龄剩男具有沉默寡言的性格。
何素梅有点想不明白,“我们那代人就喜欢踏实勤快的男子。现在,老实人在社会上混不开了。”
从大环境而言,成婚困难的原因更为复杂,男女比例失衡是首要原因。
1980年秋,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明确提倡“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这与中国农耕文明中“儿比女贵”“多子多福”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冲突,严格的人口指标迫使他们把“名额”和“机会”尽可能留给男婴。
在没有B超前,弃女婴现象曾经很严重。根据姜全保教授等人的研究,1940年前后,中国“失踪”女婴比例曾达14%。解放以后,妇女地位提高,弃女婴现象减少,1960年至1970年期间,女婴死亡率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开始,“失踪女性”的比例又开始稳步上升。
80年代中期,计划生育政策出现了调整,允许农村独女户生二胎,即“一孩半”政策。二胎成为农民生男孩的最后机会,人为干预更为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施行“一孩半政策”的农村地区新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高达124.7。
1990年中国的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农业户口的生育妇女如果第一个存活孩子是女孩,那么二孩男女性别比达138,三孩时性别比更高达188;而对于已有一个男孩的,二孩性别比则为101,三孩性别比例为108。
据199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1~4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出10%。姜全保教授提醒《中国新闻周刊》,“女婴存活率本应高于男婴。”
直至2000年左右,女婴死亡率开始降低。专家们分析认为,这是因为这时B超技术普及了,借助B超产前选择相对减轻了父母弃毙女婴的道德罪恶感。也因为如此,男婴出生率大大高于女婴。
而在传统观念更为深厚的中西部地区,偏好生育男孩的观念更是坚固。
安徽省是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传统观念深厚。2005年人口性别比达到了132.2,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最高的省份之一。这意味着,安徽省每年有超过有8万名女孩“被选择”未出生,从全国看,这一数据将超过100万人。
以何素梅及她的4个姐妹为例,何素梅与丈夫不识字,是近亲结婚,在两个孩子夭折后,抱养了一对儿女,而后又生了两个女儿,此时已被计生干部盯上,她还是逃到更偏僻的乡下,生下了张正。
她的4个姐妹,家家均有偷生被罚款的记录,偷做B超有2人,弃女婴的有1人。
姐妹5个家庭,一共育有18个子女,其中抱养了7个, 10男8女。
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曾一度高于120,远超105的正常值,曾经是全世界出生性别比最高的国家之一。
到了2007年,全国出生性别比已升至125.48,农村出生性别比更高达130.18。
而现在,那些出生在性别比最高的年代的人正陆续进入适婚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