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早年间便侵入东满地区，伪满洲国成立后，这里被其打造成反苏前沿阵地，妄图据为己有。为遏制抗日力量，日伪早早收缴民间武器与大排枪械，甚至推行“三家共用一把菜刀”的严苛管控。在此背景下，东满游击队为保障作战需求，率先踏上了创办兵工厂、土法制造武器的道路。
早期兵工厂的艰难初创
1931年末，在中共和龙大砬子区委的直接引领下，孙元金等人带着铁工所的简陋工具，藏身和龙金谷村的山洞，创办了东满地区首个兵工厂。当时制造炸药盒的纸张极度匮乏，孙元金毅然捐出家中窗户纸与仅有的一条被子。后来，一场意外爆炸让他不幸双目失明，用奉献书写了初创的艰辛。
1932年冬，渔浪村根据地在蘑菇岭深山老林中秘密建起兵器厂，分为炸药厂和武器修理厂，两厂相隔1.5公里。朴永淳、孙元金先后负责厂务，安昌来、崔老人、姜渭龙、洪青山、许京善等人担任技术员，朴永淳夫人则承担起伙食保障工作。他们将火药与硫磺混合，装入铁水浇铸的外壳，成功造出炸弹和手榴弹，为游击队增添了作战利器。
小汪清兵器厂的突破与发展
中共东满特委兵工厂（又称小汪清兵器厂、马村兵器厂）坐落于汪清大梨树沟北山坡。起初，朴斗京、金尚旭等人仅在火炉中生火，拉风箱打造矛、刀等小型兵器。厂中除姜海山懂铁工技术外，其余七八人都是毫无相关经验的生手，且缺乏车床、钻床等设备，仅有农村铁匠铺的简陋条件。
即便如此，凭借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不断突破：利用损坏的土枪、三八式步枪枪管制造单发手枪，通过更换子弹底火生产再生子弹，最终成功造出了原本只有现代化军工厂才能量产的手枪、步枪、子弹及各类炸弹，创造了抗日军工生产的奇迹。
各游击区兵工厂的布局与迁移
1932年，东满地区形成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四大游击区，每个区域都建立了兵工厂，可生产五六磅、二三磅、一磅重的三种炸弹以及单发手枪。兵器厂工作人员的努力背后，是巨大的牺牲与风险。起初，火药由工人和地下工作者运送，八道沟矿山20多名送火药的工人被日本宪兵队查出后，在龙水坪惨遭杀害。
血的教训让游击根据地领导人与兵器部门工作人员下定决心自行制造火药。他们发动群众收集牛圈、厕所、厩肥堆下的泥土，装入陶器或洋铁蒸笼，加水后将渗出的液体用锅煎熬，提炼出白色结晶的硝酸铵——上层“横脉”用于制造炸弹，下层“竖脉”用于生产步手枪子弹；硫磺多取自警备电话线瓷瓶，可燃性物质则用白酒替代，经反复试验敲定理想配比。火药自给自足后，炸弹产量大幅提升。1932年秋，小汪清还召集东满各县兵器厂成员与游击队指挥员，举办炸弹制造与使用讲习班，提升整体作战保障能力。
1932年，中共延吉县委建立突击队后，将铁工所改为八区兵工厂，选址延吉朝阳川长胜村的两间草房，宋升弼等3人用八道金矿的白药制造炸弹。1933年1月延吉县游击大队成立后，在依兰古城西北洞建兵工厂，随后八区兵工厂迁入并与之合并，分设炸药库、修造车间、成品仓库。1934年冬至1935年春，兵工厂先后转移至四方台、三道湾张芝营、安图车场子。
1935年初，延边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群众大多转移至安图县车厂子和汪清县罗子沟，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东满游击队兵工厂秉持随军服务原则，随军队流动作战与根据地变迁而转移。车厂子根据地的兵工厂设在人民革命军第二团营房东约3公里的密林中，锻冶工具齐全，六名工匠不仅制造手榴弹、枪支，还负责武器维修，原料多采用废旧牛马车铁圈、废铁锅等。1935年，该厂再度随军转移至奶头山。
“延吉炸弹”的威力与威名
“延吉炸弹”的雏形，是孙元金等人用辣椒面、石片、铁丝、铁片、硫磺等材料自制的简易炸弹。经过不断总结经验，他们最终研制出威力更大、使用更便捷的成熟版本。其中一种经典样式是利用洋铁盒（多由敌占区和半游击区地下组织收集的罐头盒充当），内置装有火药的油筒，两者之间塞满碎铁片，再安上引火线，纯手工打造而成。
这种炸弹虽外形朴素，使用时若动作迟缓还可能引发事故，但其杀伤力远超普通手榴弹。扔入敌群后，巨响伴随火光烟雾四射，敌人往往成片倒地，哀嚎不止。日伪军对“延吉炸弹”闻风丧胆，见之瑟瑟发抖，听到其震耳欲聋的轰鸣便四散奔逃。此后，“延吉炸弹”成为东满抗日游击队制造炸弹的统称，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催命符”。
受制于环境、人力、原料与技术，东满抗日游击队的炸弹虽显简单粗糙，未能完全满足作战需求，但游击队战士为保障军需生产，克服重重困难，因陋就简、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感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素材支持：省委党史研究室
策划：陈尤欣 吴美慧
设计：海豹工作室（AIGC）